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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连打多“虎”！开年反腐不寻常******
中新网北京1月7日电(记者 阚枫)2023年的开年“打虎”，比以往来得更猛烈一些。
6日下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接连发布三条官员被查信息，分别是山东省青岛市政协主席汲斌昌，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何泽华，以及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雪峰。
三人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三人均为中管干部，其中汲斌昌、王雪峰为副省级干部。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截图在任上落马的他，曾参加电视问政节目
上述三人中，山东省青岛市政协主席汲斌昌是在任上被查。
汲斌昌1963年11月出生，山东昌邑人。公开信息显示，汲斌昌在经济领域工作多年，他1986年从四川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毕业后，进入山东省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2000年任副主任。
此后，他曾任山东省国资委副主任，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长，山东省经信委主任，山东省工信厅厅长等职。2020年6月，汲斌昌出任山东省副省长，去年4月，他当选青岛市政协主席。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时任山东省工信厅厅长的汲斌昌曾参加山东广播电视台《问政山东》节目，面对相关工业园区搬迁拖延问题，汲斌昌当场承诺：搬迁工作不能如期完成，我辞职。
《问政山东》节目截图今次被查之前，近日，汲斌昌还有密集的公开活动。今年元旦当天，在青岛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闭幕会上，作为政协主席的汲斌昌在讲话中称，要在强基固本建队伍上更过硬，坚持一流标准、锤炼一流作风、干出一流业绩，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退休多年后，他们还是落马了
上述三名同日官宣被查的中管干部中，两名退休的“老虎”也颇受关注，曾任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的何泽华已经卸任9年，曾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王雪峰已经卸任5年。
从公开信息来看，何泽华曾在烟草系统任职20多年，曾任江苏省烟草专卖局副局长，安徽省烟草专卖局局长，后任安徽中烟工业公司总经理。2003年7月，何泽华担任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直到2014年3月卸任。
10年前，2012年9月，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任上的何泽华曾在全国地市级局(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党性修养、理想信念、作风建设专题培训班上为学员作专题辅导。他提到，党员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权力、地位和利益，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常存感恩之心、责任之心、仁爱之心、敬畏之心，解决好用权、用钱、用人等问题，要处理好做人、做事、做官的关系，正正派派做人，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官。
另一位被查的“老虎”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雪峰，其任职履历一直都在河北，他曾任河北省纪委副书记、监察厅厅长、唐山市委书记等职，这期间，从2001年到2010年，王雪峰有10年纪检系统的任职经历，先后任河北省纪委常委、秘书长、副书记、监察厅厅长等。
2010年8月，王雪峰调任唐山市委书记，次年1月，他卸任监察厅厅长一职，当时，接替王雪峰担任此职的是原省政法委副书记、秘书长马玉蝉。
2021年7月，河北省纪委监委通报称，已经退休两年多的河北省纪委原副书记马玉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强烈的警示震慑信号
再过几天，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将召开，下一阶段的反腐会有哪些新动向，备受瞩目。
新年开启的第6天，官方接连公布三名中管干部被查的消息，此外，当天，最高检发布消息，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黄毅涉嫌受贿案被提起公诉，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消息，受贿5.4亿余元的辽宁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文喜一审被判死缓，法院明确，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2023年1月6日，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辽宁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文喜受贿一案。图片来源：泰安中院微信公众号新年伊始，官员被查、被诉、获刑的消息高密度发布，无疑释放出了强烈的警示震慑信号。
就在舆论热议“接连打虎”之际，6日下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还发布消息，四集电视专题片《永远吹冲锋号》将于7日至10日播出。据介绍，专题片共选取12个案例，采访纪检监察干部、有关审查调查对象及涉案人员、干部群众100多人，生动讲述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故事。
6日傍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题为《开年连打三虎 反腐一刻不停》的评论文章。文章称，当前打下一只只“老虎”、严肃处理违纪违法干部，印证了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我们党也以实际行动说明，“两个永远在路上”决不是一句空话。谁也不要有降调变调的错误期待，反腐败高压态势始终如一，严的基调毫不动摇。(完)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专家解析女子因已婚被辞事件******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 专家解析“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事件 采访背景 1月12日，一则“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的消息冲上热搜。据报道，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第一天上班，填完资料，正在了解公司的相关介绍和日常的工作职责时，突然被人事叫到办公室通知辞退事宜，理由是“王女士已婚，后期会要孩子”。 王女士称，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自己很生气。事情曝光后，不少网友对涉事企业明目张胆歧视女性就业的行为感到愤怒，纷纷呼吁加大执法力度、优化就业环境，消除女性就业歧视。 歧视女性就业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应该如何加强治理解决职场歧视问题？记者为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刚办完入职手续就被公司辞退了！令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颇为不解的是，招聘时她已经告知企业自己“已婚”，面对人事时又明确说自己近期没有备孕的打算，但依然难逃被辞退的结局。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女性就业歧视长期存在：女子怀孕7个月被公司告知“没产假”并被辞退；有酒店要求女员工“怀孕就主动辞职”；一女员工因怀上二胎遭公司解雇…… 这不仅是对女性的职场性别歧视，更是对劳动法律的漠视。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院长沈建峰看来，这种以性别或者婚否为由排除录用、提高录用条件或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显然构成了就业歧视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也违反了妇女权益保障法。 王女士被辞一事曝光后，很多网友表示，女性在职场上被歧视的事情数不胜数。有女网友说，自己在面试时会被问到“结婚了吗”“准备生孩子吗”，甚至有企业人事直言已婚未育是劣势。 对于一些企业不愿找已婚未孕或正在备孕的员工这一问题，上海市某公司人事告诉记者，原因很简单，就是怕影响工作，进而影响企业效益。女职工产假相当于带薪休假，而且有了孩子后可能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利。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中，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得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但为何在现实生活中，职场性别歧视依然屡见不鲜、屡禁不止？ 受访专家认为，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除了观念、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因素外，也有法律制度方面的因素。 北京市律协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委员会委员杨保全认为，女性在就业过程中所遭受的歧视往往不是以明显直接的方式存在的，而是以不易察觉的隐蔽方式，甚至是“披着合法的外衣”，女性所遭遇的歧视从应聘、工作、晋升、薪酬福利到退休，贯穿整个就业过程。对用人单位来说，规避法律法规的具体操作办法有很多，违法成本低。 在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彬看来，劳动者维权成本高，我国反就业歧视的相关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容易出现受理难、审理难等困境，对劳动者的举证责任要求也比较高，导致维权难度大。同时，有关主管部门在就业歧视问题上的监管力度有待加强，例如，《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还没有将就业歧视明确纳入到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中去。 “现有的法律并没有完全平衡好用人单位、女职工以及国家之间的利益。招聘女职工，对用人单位来说，可能加重用工成本，又没有相关分担机制，用人单位必然会排斥女职工的录用。比如，目前奖励产假期间的工资在很多地方都是由用人单位承担，一些地方规定男性享有的陪产假可以‘转让’给配偶享有等。”沈建峰说。 女性职场权益，如何才能有效保障？ 沈建峰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之后，进一步明确了构成就业歧视的行为，明确了对妇女的就业歧视等可以由人社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从而强化了对性别歧视的治理。此外，女职工遭遇就业歧视后，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要求处理。 杨保全说，为更加有效地保护女性就业平等权，妇女权益保障法将就业性别歧视纳入公益诉讼范围。由检察机关提起反就业性别歧视公益诉讼，比个人诉讼提起更具优势。因此，如果劳动者感觉维权难度较大，可以求助检察机关。 “平等就业权兼有人格权益与身份权益的双重属性。就业歧视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形式，对受害人的救济可参考适用侵权法的责任形式。除了需要补偿受害人实际支出的费用和损失以外，还应补偿其丧失工作机会或工作的未来经济损失。对于用人单位给劳动者造成严重损失的，还应当予以惩罚性赔偿。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应当根据损害的情节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以加大用人单位违法成本，起到规范和约束的作用。”杨保全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沈建峰看来，随着反就业歧视观念的深入人心，目前实践中直接而明确的就业歧视已经比较罕见，很少有用人单位在招聘简章中明确性别要求，也很少有用人单位告诉劳动者不被招聘的原因。目前，隐性的就业歧视比较常见，成为劳动者权益维护的难点和痛点。 对于隐性就业歧视，维权最大的难点在于举证。对此，赵彬建议，劳动者要注意收集相关证据。同时，相关部门应该在平等就业的宣导、监督、执法上加大力度，努力营造公平就业环境。 杨保全认为，还应健全司法救济机制。劳动关系成立前的招聘阶段，即受到就业性别歧视的受害人如要提起诉讼，根据既有证据规则的规定，需自行收集用人单位的侵权证据，然而，让尚未进入劳动领域的当事人收集用人单位的违法证据，在实践中的难度不仅远远大于劳动纠纷中的当事人，而且很有可能无法做到，使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平等就业权成为空谈。因此，还需构建系统完善的司法程序。 “未来条件成熟时，应进一步完善就业促进法，制定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或者在劳动基准法中增加反就业歧视的规则，明确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合理分配就业歧视的举证责任，优化就业歧视的救济程序。”沈建峰说。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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